但当时的银行行长Rolf-E. Breuer却充满信心：还没有一家德国银行、国际上还没有一家非美国的银行，像德意志银行那样在美国本土拥有这样的规模。
二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政府不得不在稳增长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是，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企业利润显示，今年以来其同比增速已经由负转正。
一般而言，挤出效应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国有企业扩大了市场份额（通常是因为持续的得到政府和银行支持），挤出了民营企业。从同比增速的角度观察，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15年12月底到2016年5月短短五个月间下滑将近8%，呈现出自我加速的态势，这和过去两三年间的相对比较平稳下滑的历史趋势出现了明显的背离。笔者以为，民营企业家对于未来投资信心的缺失可能是近期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反而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仍然负增长。鉴于近几个月来总需求出现了一定的回升，今年民营企业投资的下滑恐怕不能够简单的解释为经济周期下行的自然结果。
但是，这一判断存在疑点，如果去产能是导致制造业的民营企业投资下滑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什么制造业的国企投资却大幅反弹？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可能的解释是在去产能的过程中，政府倾向于保护国有企业，但是这一观点也无法得到数据的支持。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对5000户工业企业企业家的调研，企业家信心指数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在约58-68的区间波动，却在2015年4季度出现了大幅下跌并在一季度创出43.7的历史新低，甚至比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还要低迷。三是如果中国被迫走向低利率甚至零利率，则它意味着中国金融机构可能需要为中国经济转型承受更大压力。
但不幸的是，中国非金融企业130%的债务负担率是最高的，实体企业负债约在100万亿，每年利息负担约6万亿，这几乎等于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总额。由于欧日已处于负利率下的本币升值困境，这也可能使得美元汇率的走势变得更加得不确定。有些经济体例如日本，其银行业有逐步从国债市场淡出的迹象，但日本央行坚称，包括量宽和负利率在内的货币政策仍然空间巨大。在农产品领域也有部分农产品的价格明显回升，例如糖、棉花、大豆等。
所以负利率政策到底是刚刚拉开大幕还是已经昙花一现。在有些学者非常担心负利率对于银行业稳健性具有长期侵蚀作用的同时，另外一些学者倾向认为负利率对银行业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这些持相对乐观的判断的学者持有下列三种假说。
负利率和权益类市场的关系错综复杂，负利率现象的出现引发了巨大好奇和争议。总体上来说，现在我们还无暇顾及低利率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问题。一是需要观察已陷入负利率的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状况，尤其是负利率的政策效果。综合以上八点，人类逐步进入到负利率时期。
在日本实施负利率政策之后，银行业对国债热情明显降低。在欧洲，前英格兰银行行长Charles•Goodhart指出，如果一国持续采取负利率政策，则会对本国银行业带来难以挽回的巨大压力，利差的收缩深知消失可能迫使银行业业绩急剧恶化甚至暴发危机。一是金融资产和货币供应的膨胀，对持续利率下行构成期待。在美国大选换届之后，国际社会到底对中国的人民币施加升值的压力，还是容忍人民币顺应市场信号施有所调整，目前还莫衷一是。
三是负利率和政府债务压力的关系似乎不明朗。而在这个国家的竞争压力之下，其他国家的泡沫可能会遭受挤压而破裂。
金融机构要么转战商品和外汇市场，要么转而对收益率略微高一些的类政府债券产生兴趣。二是和欧元区，和日本相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瑞士等经济体的体量也不算小，因此如果这些经济体纷纷陷入负利率，这相当于已让美元间接加息。
中国政府已成功地通过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使地方债利率从这10%下降至3.5%，每年为地方政府节约利息负担2000亿。同样地，黄金也有反弹，从2015年7月至今，金价大致转入回升周期。二是如果挤出效应持续，那么在负利率政策之下，就形成了国债市场的新循环渠道，就国债存量而言，包括银行、寿险等金融机构对国债兴趣下降。三是我们倾向于认为在负利率的压力之下，美联储对加息采取更谨慎的态度。那么负利率政策一方面加大了企业为雇员的养老负担，同时弱化了社会化养老的支撑能力，使得政府的基本养老压力更大。如果一个经济体长期实施负利率，看起来会对其养老体系构成重大威胁，并迫使政府基本养老相对于企业年金和商业寿险等其他支柱的弱化时，不得不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负利率的触发则往往是在本币面临升值压力，央行却仍看不到增长和通缩好转的时刻。尽管人们意识到了大类资产价格可能全面重估，但我们并不太清楚，资产价格将如何吸收负利率的冲击，资产定价肯定和传统框架有所区别甚至大相径庭。
金融账户使用者并不具有逃避负利率的替代选择。总体上，除非全球性通缩延续，否则负利率水平的长期国债不会再是一种良好的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品种，而是对所有的国债持有主体的税收惩罚，并加速经济体内长期储蓄者的收缩和资本外逃。
三是银行存款，储蓄不再具有明显的吸引力的同时，储蓄率也将不断下行，这迫使银行加速转向主动负债，并且谋求以资产证券化等处理低流动性的长期资产。在过去一段时间，日本财政部的新发国债的最终买入者已是日本央行。
一是由于负利率主要表现为长期国债的到期收益率为零，甚至轻微为负，这将迫使银行不太愿意介入到国债市场，甚至可能会减少国债持有量。进一步考虑定存利率受制于CPI走势，则当下可行的企业降杠杆之策，是努力压低接近3%的长期国债利率。金融体系所付出的代价，其实质是为实体经济的转型买单，当然实体经济减轻债务压力之后能不能成功转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如果负利率使得大宗商品价格能够稳定甚至有所回升的话，那么负利率所依赖的前提，即长期通缩便变得不太可信。
有些经济体，如瑞士、瑞典和丹麦的银行业似乎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一种假说是，净储蓄者逃避负利率的手段是持有黄金或者现金，因此负利率无非就意味着净储蓄为保管黄金或现金的保险柜购买和维持成本。
如果我们回顾2015年底到现在，全球原油价格，已从跌破30美元到目前回升到至接近50美元，2016年初流行的油价将永远跌破20美元的悲观预期，目前看已接近荒诞。企业利息负担可分为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两部分，如果当下企业融资成本为6%,考虑到1年期定存利率为2.75%和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为约3%,则中国企业的信用溢价为略高于3%。
它需要兼顾本国的经济复苏，需要兼顾本国资产价格尤其是美国股市和房地产能不能稳定，需要兼顾美元汇率会不会对其外贸构成压力，需要尽量避免加息决定对政治大选局势的影响。那几乎就意味着央行向财政透支，很可能是为未来养老体制买单，那么印钞能保证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吗？陷入债务危机的南欧国家的现实，证明了这非常令人怀疑。
假定负利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通缩，那也就意味着负利率不会延续太久的时间。过去四年，由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影子银行的膨胀和收缩，互联网金融的蔓延和破裂，财富管理的发展和整顿等，都以利率的剧烈波动掩盖了利率随经济下行，实体经济收益率下行而必然下行的趋势。负利率的蔓延也可能不是一个仅具负面影响的现象，它也隐含一些积极影响。银行业在国债市场被央行挤出。
很不幸的是，当我们观察像瑞士、瑞典、丹麦、欧元区、日本甚至美国的时候，我们不安地发现这些经济体大多数都受到老龄化甚至高龄化的困扰。从已实施负利率的经济体看，除日本之外，其他经济体的主权债务负担均有所减轻，或者说负利率促成了政府债务缩减。
所以当资产收益率调整的速度比负债端尤其是长期负债的成本的调节更快的话，银行很可能会遭遇暂时的困难。2015年底，中国M2余额大约为140万亿，金融资产余额可能在约180万亿元。
从2004年M2首次突破25万亿以来，几乎每4年半到5年便实现翻番。就负利率的实践看，负利率总体上拉低了金融体系的盈利能力并使其承担了更大的压力和责任，也使得资产价格泡沫呈刚性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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